文艺评论

《我的父亲焦裕禄》:身体、劳动与情动

作者:于晓风 孔玉瑶 来源: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2022-05-14 11: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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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主旋律传播而言,电影艺术引发的多元情感互动可以消解主流话语信息的宣传性表征,通过影像身体和观影身体的共情创造柔性观影空间,吸引受众进行融入式解读。这一过程中,攫取多维身体感触经验,连接深层情感习惯,便是“情动”打造的过程。

一、情动负载:身体符号的锻造

“身心合一”是情动理论的基础。影片《我的父亲焦裕禄》通过对主人公焦裕禄和群众群体进行身体编码,使焦裕禄精神与历史时空之间的呼吸感初具,与当下时空之间的对话感凸显。

作为干部楷模、中国共产党革命烈士、“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最美奋斗者”的山东人焦裕禄,已经成为一个能够触发集体记忆、塑造共同价值的象征符号。作为当代中国英雄的代表,焦裕禄的“身体”已经成为一个兼具话题性和时新性且拥趸者众多的传播IP。针对上述功能特征,影片有意识地引入观众对焦裕禄的情感,并进行符合时代认知的更新创作。大量焦裕禄孤身一人手拄木棍在沙丘上赤脚前行的近景和远景,呼唤着将自我融入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命运的情感共鸣。在这一典型的身体塑造下,焦裕禄成为用顽强意志怀抱自然的生态英雄,与今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理念遥相呼应。

身体的苦难和消亡,是人物线性变化的隐喻性展示。影片开始,意气风发的焦裕禄与妻子在厂俱乐部翩翩起舞。伴随着故事的展开,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的后果经由主人公的身体演绎:车间里,夜以继日研制机器设备的休息间歇,手不自觉放在肝区;众人前,抗洪救灾后弯腰将手顶在肚子上;老家中,看望老母亲贴对联时变形的面部抽搐……逐级递进的身体痛感一再触发着病痛折磨的情感共鸣。待到兰考筚路蓝缕,旧貌换新颜之时,主人公的猝然离世瞬间营造出身体悲剧与群体希望之间显而易见的矛盾冲突,情感积蓄于此时喷涌而出。身体作为载体得以升华,观众经过自我解码,顺理成章地赋予焦裕禄精神以“崇高”之义。诚如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所说,美是一种由和谐形式引起的愉悦感受,而崇高,则是由恐怖、可怕、痛苦体验引起,却在战胜痛苦与恐怖后感受,并且夹杂着痛苦和超越痛苦的愉悦的体验。

群众的身体表达同样不可或缺。通过对比1990年王冀邢执导的《焦裕禄》和本片对于群众身体的场景呈现(如表1),不难看出,本片一方面增加了焦裕禄作为知识分子参与工人群体活动和作为领导干部参与集体建设劳动的场景叙事;另一方面,隐匿了部分群众拥戴焦裕禄的集体性场景,代之以个体的切近性呈现。这种转化将焦裕禄的身体符号从封建社会的“儒家清官”延伸至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和国共产党员干部”,其行为价值的认同不再停留于抽象层面的众口一辞,而是更加下沉到具体、相邻而不同的张四宝和李运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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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群众身体呈现场景对照

二、情动增值:劳动美学的濡染

克服艰难困苦,为建设、信仰和理想生活而劳动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也是焦裕禄故事的叙事背景。马克思以劳动作为存在和本体来规定思想和美。通过积累、连接、汇集而成的情动,影片《我的父亲焦裕禄》在沉浸式体验中实现了劳动美学的增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身体劳动本身就是一种纯粹的美学展示。首先,本片对于身体劳动的美学呈现首先得益于累积之情韵,以积累蒙太奇和重复蒙太奇延宕劳动过程。比如,焦裕禄为研制立车车刀,说服被打成右派的陈继光参与研发这一劳动贯穿其在矿山机器厂问题叙事的全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主人公的爱才惜才,更体现了他的锲而不舍。当陈继光接受感召,抛却个人得失,勇敢地与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劳动的积累最终转化为情感的力量。其气韵所至,不惟在于马克思言下的“社会存在”,亦在于文化研究域内的观念传播。

其次,本片对于身体劳动的美学呈现闪光于连接之情致。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最大障碍,当数由共识到共情再到共鸣的跨越。片中,无论是走访肖大爷家睡通铺、铡草料,还是和女儿一起走街串巷卖咸菜,劳动在戏剧情境设计中都是作为人的情感连接,旨在服务于情感的逻辑自洽。正是劳动将焦裕禄与包括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在内的阶级群体和包括爱人、亲人、朋友在内的社会关系群体紧密连接,情感交流就此跨越屏障,一泻千里。

最后,本片对于身体劳动的美学呈现归功于汇集之情调,在电影艺术中完美彰显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焦裕禄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精神象征,影像编码的尝碱土、找风口、想方案、挖淤盖碱、挖沙造林,观众解码的就是艰苦奋斗、实事求是、迎难而上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劳动汇聚起来的,既有集体记忆的凝结,也有精神信仰的感召,还有意识形态的影响。新时代对于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性询唤通过身体劳动的汇集性表达得以完成。

三、情动流变:空间交错的张力

主旋律传播避免陷入阿尔都塞意识形态陷阱的途径之一,就是营造多维空间,借助空间转换带动的情感漂移,拉伸人物弧光,引流价值联想,增加解读张力,遮蔽宣讲效应,消解影片主题内涵传输与观众个体身体感受之间的拒斥隔膜。

为了输出焦裕禄“人民的好儿子”符号,亲和英雄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我的父亲焦裕禄》营造了洛阳矿山机械厂、河南兰考县以及博山北崮山村三个叙事空间,分别承载主人公与群众、同事、家人的身体交往及其改变他者身体的过程——洛阳矿山机械厂的“三顾茅庐”实现了对陈继光的说服;河南兰考的“三害”治理改变了肖大爷的刻板印象和李运祥的去意已决;博山北崮山村的慈母膝下活化了“英雄模范亦凡人”的俗世伦常。藉由劳动过程,三个空间联袂打造了角色身体行为的基层价值影响。同时,焦裕禄的身体在多维场景中的展示丰富了情节冲突,角色形象更立体,更具象了其精神发生作用的实现路径,同步着角色身体的劳动精神感召和观众身体的在场情绪、集体记忆感染。

穿插始终的焦守云画外音独白,是引发本片情动流变的另一重空间。这一全知视角的引入在黏合了洛阳、兰考、北崮山村空间转换的同时,从女性、女儿、旁观者角度审视男性、父亲、主人公形象,属于主动贴近时代审美、启发女性观影者主旋律叙事身体共识的创新性探索与尝试。影片将家庭作为焦裕禄生命最后时刻的空间,隐含着将角色身体告别的对象设置为母亲、孩子、妻子的合理性。这一空间里,对母亲的不舍愧疚、对孩子的嘱托祈盼和对妻子的深情依恋将原本固化于英雄模范身体的“神性”认知流转到俗世情爱的“人性”立场,暴露了表面冷静的独白者暗自压抑的骨肉情深,从而进一步拓展出观众情感导向的崭新维度,爆发出强大的情动张力。

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劳动美学的共识。英雄模范的情动叙事理应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表达和主旋律影像创作的创新美学体验。影片中的身体虽被埋葬,但他的劳动创造出千万福祉,他的精神照拂着整个民族,直到今天,仍让银幕前的我们肃然起敬,潸然泪下。

(作者于晓风系山东省签约艺术评论家,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影视文化艺术传播中心执行主任;孔玉瑶系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