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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书法的环境

2018/6/12 11:01:15   来源:《山东艺术》杂志社   作者:赖非   人气:251次



    一、隶书萌发,是文字实用和书法的矛盾运动的结果

 

    中国把自己的文字书写作为一门艺术,在几千年的实践中,文字与书法密不可分——文字的发展靠书法(写)来推动,书法的表现靠文字来支撑。它们就像一张纸的两个面,谁也离不开谁。离开了书法的汉字,就是方块铅字,没有性情,没有艺术,更没有生命的体现。离开了汉字的书法,就不是中国的书法,它既不能展现中国人独特的艺术感觉,更不能体现丰富的中国文化精神。

 

    文字与书法的发展,和世间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离不开它的内部规律与外部环境的作用。

 

    隶书萌发的战国中期,从社会变革上来看,是最激烈最深刻的一个阶段。生产力的大发展,一方面帮助了割据势力的苟延残喘,另一方面又为诸侯国兼并创造了条件。频繁的战争,打破了西周以来形成的若干各自独立而封闭的文化圈,使各势力范围间的文化渗透与融合快速进行,促使以楚为代表的南方、以齐鲁为代表的东方、以秦为代表的黄河上游三个文化圈迅速解体。社会的内容变得越来越复杂,篆书实用与书写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

 

    假设没有秦王朝的统一,这种矛盾或许还要潜伏一段时间。然而历史的发展则不然。大一统的文明社会,却到处存在着语言的“异声”,文字的“异形”,语言与文字、文字与书写形成了很大的冲突,甚至直接影响到国家政令的传达和执行——统一文字的命令不得不制定颁发。

 

    秦代用小篆作为标准文字统一全国文字,不是没有原因的。首先,小篆是周秦系文字,与史籀大篆是一脉相承的。用它作为标准文字,社会基础宽厚,在文化继承上存在着自身的合理性。其次,从文字演变上讲,小篆较之籀文已很规范、很抽象化了。它线条均匀,结构统一而稳定。再次之,“是时……初有隶书”(许慎《说文•序》)。虽然隶书有方便快捷的优势,但因还在初创阶段,书写还很随意,难登大雅之堂。

 

    小篆和金文相比,有四个特点:一,各种偏旁的形体是统一的;二,每个字所用的偏旁固定为一种,不用它种代替;三,每个字所用的偏旁有固定的位置,不能随意搬动;四,每个字书写的笔数笔顺也是基本上固定的(吴白匋《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然而小篆的推行,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政权的力量,这就不可避免地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很大的主观性甚至强制性。文字发展的总趋势,是易学易写的简化。小篆虽有上述四个特点,但和民间正在成长的隶书相比,显然不如隶书更好使用。隶书在当时虽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然其蕴含的勃勃生机,已经表明文字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在隶而不在篆。随着隶书应用范围的扩展,小篆被日益冷落定成事实。可见,篆隶变革,有环境的推动,但主要还是实用和书写矛盾的规律起了决定性作用。

 

    秦亡,小篆统一文字令则废。文字取消了外界束缚,走向了自我发展的空间。汉初统治者在大约七十年的时间内,以黄老“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思想作为政治主导思想。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平静和谐的时代,实际上,社会的深层却涌动着一系列变革。农业的发展,民族文化的融合,特别是楚文化传入北国,给北方文化注入了新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血液,使黄河流域的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样的环境,无疑会加快篆、隶更替的步伐。变革的根本问题——篆书体势解散,就完成于这个阶段。这是自战国开始酝酿以来,汉代书法迈出的关键一步。


 

    二、隶书大发展,是汉武帝至东汉初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推进的结果

 

    隶书的大量使用,一方面缓和了文字实用和书写的矛盾,另一方面也给书法艺术的表现开辟了新天地。

 

    隶书在体势变革完成之后,笔画的“加工”被重视起来。这不单是书法审美的要求和内容,也是柔软的毛笔书写必然出现的特点。那么,隶书的笔画如何“加工”呢?当然,首先起作用的因素,是文字自身的结构与规律。但也不要忽视,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时代风尚的选择。

 

    以汉武帝为代表的蒸蒸日上的统治力量,表现出与秦王朝很不相同的精神面貌。政治上经济上的开放政策,使生产得以大规模发展。人给家足,廪庾皆满,府库盈财,钱累巨万。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崇文兴武,广土斥境。与无数建功立业、豪武英发的风流人物一道,召唤出一个英雄的时代。这个时代雄强古朴,宏阔明朗,富于智慧,富于挑战。既追求事功与财富,又标立粗犷的气势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哲学上提出了许多新的内容,史学上出现了《史记》那样的巨著,科学更是飞速发展:天文的观察与思考,医学的整理与研究,农业的试验与总结,手工业的继承与开掘……总之,各行各业无不以新的内容,展现出亘古未见的宏伟画卷。

 

    是这一宏美的时代,带来了精神文明的发展。汉武帝虽是“独尊儒术”,实质上这种“儒术”已是融合了道、法、阴阳三家之后的新儒术。其内容不仅有儒家的日新、富有、阳刚、行健,还有道家的清静、玄无、恬退、阴柔。它们相互对立,但又相互补充。新儒术的立尊,既代表一种思想,一种学术指导方针,也代表一种新的知识分子政策。从此以后,经学迅猛发展,“明经之士”在社会和政治上的力量急剧扩张。形成了“士族”这一标志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相结合的力量(金春峰《汉代思想史》)。

 

    这样的指导思想与执政理念,使地主贵族们的文化素养普遍提高。他们不仅有丰腴的经济条件,良好的学习环境,还有一定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他们从小就接受严格地训练,有坚实的文化基础和积极入世的意识修养。在宽松和谐的气氛下,他们追求事功,追求对自身的认识。他们不仅讲气节、重杖义,还有强烈的自尊心。坚持信仰,不屈服,不动摇,忠于民族,“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们重让敬贤,把谦让作为崇高的美德,把复仇报恩当作天职。所有这一切,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和道德标准,也反映了“士族”阶层良好的心理素质,深厚的文化修养,以及非同一般的审美观念。

 

    正是这些有着博大胸怀的人物和场面,才创造了汉代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艺术成就。文学上“赋”的形式与内容,取得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成果。歌舞音乐随处可见可听,歌是脱口而出,舞是随意而起。雕塑如雨后春笋,见之于城市街头,宫堂池榭。简单的构思,洗炼的刀法,反映的是无比深邃的意境。绘画更是普遍,技巧的娴熟,题材的丰富,气势的奔放,无不体现着奋发向上、满怀自信心和自豪感、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时代精神。

 

    书法作为一门很受欢迎的艺术,和上述诸类艺术一样,接受着时代的烘托与选择。武帝前开始滥觴的波挑笔画,被突出地选炼出来,形成了以阳刚为艺术特质的典型隶书。通俗隶书的劲直笔画,饱含着汉人的朴厚与雄强。由书写快捷而生的行草隶,掺入些飞动的波挑,突出了书意的贯通。篆书一直保持着内含的骨节,不显山不露水,给人以恬静美的享受。美术隶书虽有些刻意,却洋溢着人们行健气锐的性格。所有这一切,无不在当时人们的思想深处找到根源。是宏美阔大的时代,造就了当时书法千姿百态的笔画内容。

 

 

    三、汉代书法的鼎盛,离不开统治者的大力提倡

 

    汉代书法出现鼎盛,从艺术规律上讲,是汉武帝以来近二百年间,书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层层酝酿、层层选炼的结果。但也不应否认,鼎盛期于这个时期出现,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分不开。

 

    据史料载,汉章帝善作章草,章草大兴。安帝十岁好学史书,和帝称之。灵帝好学,自造《羲皇篇》五十章。和帝阴皇后,少聪慧,善书艺。和熹邓皇后,六岁能书。自即位,方国贡献,但令供纸墨而已。《汉书》载,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者,须以举劾。知识分子的书法造诣,关系到仕途的升迁。被选人材,无一不首过文字关,即所谓“文吏试笺奏”。明帝好书法,惜人才,知班超“为官写书,受值以养老母”,“乃除超为兰台令史”(范晔《后汉书》)。灵帝更是书法迷,善为尺牍及工鸟篆者,皆加引召。他还建鸿都门,征天下工书者于此,给他们优厚的待遇。当时流传已久的俗语说:“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班固《汉书》)

 

    帝王的高抬,必定受到社会的重视。从东汉初开始,好书善书者越来越多,很快形成了一支书法队伍。它不仅规模庞大,上至帝王、帝后,下至生员民庶,遍及社会各个阶层,而且队伍健全,既有实践创作者,又有理论研究者,还有从事基础教育的启蒙者。

 

    书法创作者占这个队伍的大多数。《尉律》载:“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者。”这一法律,使那些想入仕的,不得不由书法练习开始。他们学有成就为史所载者,代不乏人。扶风有曹喜,工篆,少异李斯。章帝时,王次仲以古书字形少波势,始作八分楷法。崔寔“章草甚妙”,“雅有父风”,张芝“善草书,至今称传之”,张昶“犹善章草,家风不坠……时人谓之亚圣”,罗晖“善草”,“见称于西州”,苏班“五岁能书,为张伯英所称赏”,张超“善草书,妙绝时人”,刘德升为行书法,师宜官能为大字一丈,小字方寸千言。灵帝征天下工书者于鸿都门,八分称宜官为最。梁鹄善八分,“用笔尽其势矣”。还有左伯、仇靖、仇绋、朱登、王绮、蔡琰……皆以书法名播于世。

 

    书法研究者亦为数甚夥。除以系统的著作名称于世的崔瑗、许慎、蔡邕、赵壹外,还有不少精辟的书学高见,散见于笔记、书信、函札之中。

 

    从事书法教育的也有一支庞大的队伍。《后汉书》载:“礼制人君之子,年八岁,为置小傅,教之书计,以开其明。”书,即书法。是学馆必学的内容。公私学馆对汉代书法的普及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东汉庄园经济的兴盛,浸成了个体追求的社会思潮。从而促使贵族们求名求利、夸耀吹擂之风大起,激发了树碑立传之举泛滥。给书法的表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场所。使书者在世人面前有了炫耀竞争的阵地。无疑,这也在刺激着书法家的成长与书法的发展。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格,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书家。东汉中后期的作品与初期相比,前者朴实敦醇,后者华丽飘逸;前者自然恣纵,后者严谨精到;前者热情奔放,后者纤劲内向;前者雄强苍古,后者凝练华美;前者给人以蒸蒸日上、英姿勃发的印象,后者给人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觉。

 

    西汉昭、宣二帝以来积聚的一些社会问题,至东汉中期愈加尖锐起来。地主豪强势力猛增,他们盘踞在各地,形成了以独立庄园为基础的士族力量。有的还插手中央,直接干预国政。统治者虽也采取过措施,使东汉社会有过短暂的中兴。但与西汉相比,总的趋势是向着颓丧灭亡的方向发展。思想学术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经学开始没落,黄老发展成道教,儒家思想被日益神化,并同谶纬迷信混杂在一起。朴实、豪爽、富于才气和智慧的社会变得黑白不分,善恶不辨。荒诞的迷信取代了理性。不沽名、不钓誉、不虚伪的进取精神,被个体需求代替。统治者完全丧失了先前的博大气魄。

 

    然而,事物总是两面的。换一个角度讲,没有个体思想的存在,就不可能出现个体功利追求,以书取人就难以形成时流,书法的群众性及其社会意义,便不会如此宽泛深远,书法面貌也不至于这样“一碑一奇,莫有同者”;没有尊古风的兴盛,就不会使已被冷落多年的篆书重新复活;没有儒、道融合,没有谶纬学说的出现,书学理论中关于“象”与“法”、“形”与“意”、“质”与“神”的探索和解释,就不会那么丰富深刻。

 

    汉代把隶书艺术推向了高峰,也在自身灭亡的时候,把隶书艺术带进了低谷。隶书艺术未来的路漫长、艰难、暗淡,充满了无限的狂热者,却总是改变不了老天注定的失望率。

 

    图片 |《山东艺术》杂志社

    文字 |《山东艺术》杂志社

    作者 |  赖非,考古学家、书法家、篆刻家、书法理论家。1953年生于山东邹城,197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山东省书协理论委员会主任、山东大学兼职教授,山东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兰州大学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客座教授,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评委,全国第七届书学讨论会评委 。长期从事石刻考古与书法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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