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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彰显现实题材电影的“悲喜剧”张力

2018/7/11 10:51:36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郑炀   人气:197次

   电影《我不是药神》在不久前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进行点映之后就收获了一片赞许,甚至有不少观众将其列为“年度最佳影片” 。六月底该片在部分城市的点映场,竟已形成与其他热门影片竞争票房之势。近日,影片提档公映,首日票房便突破3亿元,同时收获良好口碑。这并不令人意外,科班出身的文牧野导演加上近年来在中国电影市场上颇受瞩目的主演徐峥、监制宁浩加持,再辅以一众实力演员火候精到的表演,为影片的成功提供了质量上的保障。




    影片讲述了一个根据真实事件改编、震撼人心的故事,主要聚焦于一个普通人,并试图通过对他心路转变的刻画来突出叙事的戏剧张力。本来经营着一家“印度神油店”的个体老板程勇从以走私药物向病人牟取暴利,最终走向每月自愿倒贴几十万元为病人代购的心态转变的描写,就使这种张力克制于单个角色之中但又不为其所牵制,继而使影片形成了通过主人公辐射于其他主要人物并试图吐纳包藏社会现实、描摹万象百态的“容器” 。意义驳杂、内涵丰富的要素在这个“容器”中交互冲撞,不但让观众的情感在这种对撞的张力中产生,更能够将影片本身规训在一个不溢出现实主义框架的范围之中。


    举例来说,程勇与“黄毛”两个角色聒噪与沉默的反差对比即是最佳例证。这一组广义上能够归纳在“父子”框架下的人物关系,包含了这种类型片一般性架构中从“弑父”到“释父”的基本段落。“黄毛”对程勇从认识、误会转而施以援手,使这一角色的心理内涵在剧情的推进中渐次丰富起来。关键之处在于,与他对标的“父亲”形象程勇并非是一个稳定的客体,并不是拥有绝对威严、处于指导地位的存在,程勇亦是在为了留住孩子与老父的绝境中以赚钱为要义、受到同伴之死冲击转而无私奉献的艰难蜕变中与“黄毛”维持着一个相对位置,这就令这两个角色在互动的过程中各自的意义与内涵发生了交集。尤其是在港口夕阳的段落中,程勇与“黄毛”笑容特写的交替意味着两个角色意义传导的完成,而一向沉默冷酷的“黄毛”高兴地学狗叫则为他的“返童”行为进一步确立了这种“父子”框架。两个角色心理的交互与流变填充了银幕内部的戏剧张力。


    令人感到欣喜的是,程勇的人物形象突破并重塑了徐峥以往滑稽剧式的角色风格特性,在更大层面上将这一角色置于现实主义正剧的表达范畴中。这种几乎打破观众对徐峥表演预期的处理方式,使程勇(角色)与徐峥(演员)此前饰演过的猪八戒、徐来等角色之间形成了强烈张力。虽说如此,喜剧元素仍在本片的各个段落中点缀,并不至于使徐峥的银幕形象系统在瞬间产生断裂与落差。因为,片中喜剧的笑的深处构成了悲剧之力的“隐秘的泪” 。


    例如,程勇最初因生活所迫从事药品走私,发横财之后立刻露出了一副拜金的嘴脸,甚至在歌舞厅“甩大钞”逼迫男服务员跳舞;然而受到朋友之死刺激后,为病人不计本利代购药品的程勇,在面对曹警官的质询时却摆出一副唯利是图的大款姿态,并反问他“卖假药很赚钱吗? ”曾经作为程勇真实一面的唯利是图、利欲熏心的形象,在此却成为保护他良善之心、掩护病人生命线的“伪恶”面具。这种在人物角色内部建构不同的心理层次,并向外与该演员所饰演的其他角色形成对话场域的做法,不仅使这一现实题材影片颇具反思意识,更以这种谐趣却又不失厚重的手段探索了当代中国喜剧电影触及悲剧的边缘。


    正是因此,影片在风格上极易令人联想到具有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韩国电影,但本片与它们呈现出的最大不同之处则在于更加谨慎地处理了批判与建设的关系,亦没有陷入到一种抽象的人性论中去。与题材相仿的美国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相比, 《我不是药神》在节奏把控上虽略显出青年导演的青涩,但是创作者却有意识地规避了前者歌颂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控诉权力机构、社会体制等核心议题。 《我不是药神》中曹警官与程勇之间从疏离到谅解的过程贯穿全片,恰强调了作为引导力量的中国政府在回应民间诉求、消弭民意裂隙的有效存在,并以此为前提在作品中进行批判与建设。需知,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中,批判和建设是紧密联系的,对假恶丑进行批判的目的,就是为了召唤建设真善美的精神力量,倡导人间正义的追寻与正面价值的弘扬。


    影片中瑞士药厂的中国代表是唯一的反面人物,他不仅在媒体上提出消费者“吃‘假药’将会致命”的说法,而且还干扰执法人员办案。他面对抗议的病友毫无恻隐之心,反而不断地在他们的求药之路上制造障碍。结尾处,服刑期满出狱的程勇从曹警官处得知曾经的“天价药”已被纳入“大病医保” 。这时,一种以国家行为代替市场行为,以改革发展为动力与人民群众为中心的国家形象呼之欲出——这正是本片在批判一种历史的社会现象时保持克制,又同时努力树立与建设正向价值导向的可贵之处。


    《我不是药神》的叙事主题与题材选择策略,至少为当下中国电影产业和创作提供了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一,中国的中小成本影片创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本世纪初中国电影全面产业化改革以来,中国电影的票房重仓始终集中在大片上,中小成本影片始终难以在院线市场上崭露头角。例如,在中国电影票房增速达到历史最高的2010年,大片的绝对优势与中小成本影片陷入困境的“马太效应”后遗症至今影响未完全消除。后来,中小成本影片以青春片与喜剧片夹攻的策略暂时奏效,形成了一定的影响。然而随着同质化竞争与单调的内容复制,大片称霸的2017年市场上有票房影响力的中小成本电影几乎难觅其踪。 《我不是药神》不仅从现实主义创作的维度对故事内容进行深挖,并以与众不同的“悲喜剧”呈现方式试图在缺少外部竞争力量的暑期档突围,是其他中小成本影片足可借鉴的思路。


    其二,则是现实题材影片的类型化问题。此前,大部分现实题材影片基本上分为两类,一是走向曲高和寡、追求艺术表达的艺术电影之路;二是成为墨守成规、循规蹈矩的宣教说理式影片。虽说也有一批反映时代精神的影片问世并获得了良好的口碑与票房成绩,但是《我不是药神》处理“陆勇案”这一并非典型正面的真实事件的难度,远比其他现实题材影片更大。简言之,该片采用了保留真实事件中与正向价值观合拍的核心部分,其他要素全部集中为核心主题服务的类型化的创作方法。这种在类型杂糅下得以规制的多元主题面向,为影片营造了未必更广阔,但一定更深层的表意与解读空间。诚如影片中通过官民合力改变“天价药”的医药生态那样, 《我不是药神》的现实题材创作策略对中国电影生态的进一步完善,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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