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与山东

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党实现了对解放区文艺工作的统一领导，使文艺工作与革命工作更好地结合在一起。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讲话”精神和“双百”方针成为推动“十七年”（1949—1966）文学繁荣发展最重要的文艺政策，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涌现了一大批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即《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为代表的优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难历程，展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这些文学作品后来被称为“红色经典”。[1]与此同时，对“红色经典”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贯穿了整个“十七年”时期，这一阶段重要的改编影片包括：《白毛女》（1951，王滨、水华导演）、《新儿女英雄传》（1951，史东山、吕班导演）、《铁道游击队》（1956，赵明导演）、《青春之歌》（1959，崔嵬导演）、《红旗谱》（1960，凌子风导演）、《洪湖赤卫队》（1961，谢添导演）、《小兵张嘎》（1963，崔嵬导演）、《红日》（1963，汤晓丹导演）、《烈火中永生》（1965，水华导演）等。此一时期涌现出了数量众多的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红色经典”电影，这得益于数量众多的优秀文学作品，其特点是先有小说，再有电影，文学成就了电影，电影传播了文学，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作家和电影艺术家齐心协力，携手造就了一个红色经典电影的黄金时期。“十七年”中讲述山东故事、阐发山东精神的文学和电影作品数量众多，山东与“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存在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一方面是由山东在革命战争年代的重要地位和突出贡献决定的，另一方面山东这片红色沃土培育了数量众多的优秀作家和电影艺术家，他们对“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做出了重要贡献，留下了独特的山东印记。对山东在“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进行研究，有利于我们对这一宝贵革命遗产和艺术财富的传承。本文重点从红色经典电影中的山东、红色经典电影中的山东人和山东当代的主旋律电影等三个层面进行回顾和总结。

红色经典电影中的山东

山东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山东自古有尚武精神，英雄豪杰辈出。封建社会中山东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在历史上出现了众多英雄人物。《水浒传》就生动展示了古代山东人民的英雄气概和斗争精神，让山东人获得了美誉。这部小说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包括“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创作。近代以来，山东饱受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者的欺凌，山东人民开展了顽强不屈的斗争，尤其是抗战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山东人民英勇杀敌，屡建奇功，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迹，谱写了一部悲壮的抗战史和革命史，这使得山东成为“红色经典”的沃土。“十七年”期间，出现了众多表现山东人民英勇抗战的经典电影，其中最出名的当属《铁道游击队》《地雷战》《三进山城》《苦菜花》这四部作品。这几部作品都是根据真实的历史改编而成，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敌为主题，展现了山东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一批光彩夺目、脍炙人口的英雄人物，他们作为山东抗日英雄的杰出代表，在全国有广泛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电影《铁道游击队》是根据作家刘知侠（1918—1991，河南卫辉人，长期在山东工作生活）所著的同名小说改编。1943年夏天，山东军区在莒南县召开全省战斗英雄模范大会。在会上，鲁南地区铁道游击大队的抗日事迹激起了刘知侠的创作欲望。会后他两次穿越封锁线，前往鲁南游击大队进行实地采访。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多次来到鲁南地区收集素材，在1952年创作出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刘知侠借鉴了传统章回体小说《水浒传》的写法，以民族文学的特点刻画人物，人物形象生动，故事有头有尾，线索鲜明，这部小说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1956 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决定将《铁道游击队》搬上银幕，同样获得了成功。曲作者吕其明借鉴了山东民歌的特点创作了主题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歌曲声调优美，乐观昂扬，传唱四方，电影和歌曲相映生辉，极大地提高了作品的审美品质。此后《铁道游击队》又在1995和2016 年经历了两次电影改编，成为红色经典电影改编的典型文本，说明了《铁道游击队》的持久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受众。

电影《地雷战》《三进山城》和《苦菜花》都是反映胶东地区抗战题材的电影。胶东地区自古民风强悍，富有斗争精神，这里是明代抗倭、清代中日海战的主要战场，近代又沦为德国和日本的殖民地，胶东人民同仇敌忾，在抗击外侮上表现了无畏的精神和英雄气概，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中的重要篇章。建国初期，为加强民兵武装力量的教育和训练，1962年由总参军训部牵头、八一电影厂负责，将山东海阳县人民群众用自制地雷抗击日寇的故事，以纪录片的形式拍摄为《地雷战》，成功塑造了地雷战英雄群体。《地雷战》最初作为军事教育片投拍，最终成为经典战争故事片，其喜剧风格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入人心。《地雷战》在著名的山东海阳县地雷战的主战场赵疃村拍摄，演员全部从济南军区政治部前卫话剧团挑选。《三进山城》和《苦菜花》都是取材于胶东革命根据地昆嵛山区军民抗日故事，生动展现了胶东人民勇于斗争、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塑造了山东军民的光辉形象。

红色经典电影中的山东人

齐鲁大地上孕育了很多优秀的编剧和导演，他们为“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有些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而其中绝大部分作为革命军人，参加过革命战争，经受过战争的洗礼。这些革命艺术家的文化心理结构，主要是由齐鲁文化与革命根据地文化所铸就，这两种带有理想主义特征的文化形态，培育了“十七年”山东电影人鲜明的革命理想主义创作指向。崇高理想的支撑，使他们意气风发，豪情激荡，他们的作品正面描摹血与火和生与死的严峻而悲壮的场景，每每把作品中英雄人物的悲惨牺牲升华为崇高美的理想境界。这时期电影艺术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化的理想主义，既有对于读者乐观向上的鼓舞力量，也难以摆脱“左倾”文化思潮的影响。

（一）红色经典电影的代表人物。作为中国红色经典电影的领军人物之一，崔嵬（1912—1979）是集演员、导演、编剧于一身的全能型电影创作人。崔嵬出生于山东诸城，10岁随父母去青岛生活，自幼家境贫寒，曾做过童工。先后进入青岛礼贤中学、青岛大学读书，成为闻一多、沈从文的学生，臧克家的同学。因为热爱文艺而成为青岛大学“海鸥剧社”的骨干力量。海鸥剧社是中共青岛市委组织的“左翼剧联”，学生时期的崔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革命戏剧活动，与海鸥剧社同仁黄敬、李云鹤等合作，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等著名话剧，积极宣传抗日。建国后崔嵬主动辞去行政职务，专心从事电影事业，1954年他主演了电影《宋景诗》，成功扮演了山东农民起义领袖宋景诗，因为同为山东人，崔嵬从形象到气质都极为契合角色。崔嵬主演了中国第一部宽银幕立体声彩色故事片《老兵新传》，在电影《红旗谱》中塑造了经典艺术人物朱老忠，达到了其表演艺术高峰。崔嵬作为导演也取得杰出的成就，他与陈怀皑合导的《青春之歌》作为建国十周年献礼影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63年他导演的儿童故事片《小兵张嘎》是中国儿童电影的经典之作。崔嵬逐渐成为红色电影的领军人物，他代表了山东人在红色经典电影艺术上所达到的最高峰，对其超越有待于来者。

（二）红色经典电影人群体。建国之初50年代的山东文学中呈现了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形态与民间文化形态的自然融合，山东民间文化和革命根据地文化的联姻，其引人注目的平民英雄主题的文学创作，使得山东成为“十七年”中国文学创作的重镇。在塑造平民英雄方面，山东作家显得游刃有余，创作出了诸多英雄主义小说名篇，为电影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十七年”山东的作家和编剧群体代表人物有贺敬之、曲波、王愿坚、赛时礼、冯德英、梁信等人，这一群体的共同点是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革命，大都参军入伍，经受过革命战争中血与火的洗礼，有丰富的战争生活经验，是党和军队培养的优秀作家和编剧。他们的作品大都是扎根于山东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生活经历，不少以个人的成长经历为蓝本，塑造的形象中有的能找到本乡、本土与本人的影子。

贺敬之，1924年出生，山东枣庄人。1945年与丁毅等人执笔集体创作我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这是我国新歌剧发展的里程碑。王滨（山东昌邑人）1944年曾参与歌剧《白毛女》的集体创作，以歌剧为蓝本，在1950年与水华合作执导了电影《白毛女》。

冯德英，1935年出生，山东乳山人，著有“三花系列”：《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作者生活在胶东老革命根据地昆嵛山区，其小说均以作者少年时代的家庭生活为素材，展现胶东军民反击日伪大扫荡、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英勇斗争。《苦菜花》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电影《苦菜花》于1965年摄制并上映。影片成功塑造了胶东地区的一位英雄母亲冯大娘。

梁信（1926—2017），祖籍山东，出生于吉林省扶余县。1958年夏在海南体验生活采风期间，他创作出了著名电影剧本《红色娘子军》，后由导演谢晋拍成影片，正式放映后风靡全国，大江南北迅速掀起一阵“娘子军热”。此外他还创作了《碧海丹心》《从奴隶到将军》《南海长城》等经典电影剧本。

曲波（1923—2002），山东龙口人。1957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小说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和《铁道游击队》一样成为红色经典中的经典，具有持久的艺术生命力。曾先后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戏剧等上映上演，其中电影《林海雪原》和改编的京剧《智取威虎山》产生了非常广泛深远的影响。

赛时礼（1919—2001），山东文登人。1964年创作了抗战小说《三进山城》，讲述胶东地区牙山抗日根据地的抗日事迹，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65年他把小说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作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影片，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了银幕。

王愿坚（1929—1991），山东诸城人。1974年与陆柱国合作，将李心田（1929—2019，江苏睢宁人，长期在山东工作）的小说《闪闪的红星》改编成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拍成电影后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二等奖，成为经典儿童电影。严格来说这部电影不属于“十七年”的作品，但主题和风格均是“十七年”红色经典的延续。

山东当代主旋律电影

主旋律电影是“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在当代的回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色经典电影受到来自极左文艺路线的批判，中国电影事业也步入了低潮。文革结束后，极左文艺路线被否定，文艺界进行拨乱反正，社会主义事业迈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电影迈入了主旋律时期。主旋律电影宣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其精神实质上仍然是“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的发展与延续。在主旋律电影中，在继承“十七年”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山东和山东人继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涌现了众多的优秀电影和杰出电影人。他们用自己的才华和勤奋，继续为中国文艺事业而奋斗，同时也继续为山东增光添彩，书写新时代更精彩的山东故事。

与“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不同，主旋律电影除了反映历史大事件之外，更多关注社会微观，反映普通人的生活，镜头从宏大的战争和革命场景，开始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入家庭、婚姻、社会关系；对革命英雄的塑造，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描摹；从轰轰烈烈的战争叙事，转向反映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从刻画敌我矛盾，转向聚焦社会问题的探索，总体风格是昂扬向上、朝气蓬勃，充满了新时代的新气象。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与山东关系密切的优秀主旋律电影作品不断涌现，这些作品或者是在山东发生的，如《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血战台儿庄》；或者是描写山东模范人物的，如《焦裕禄》《孔繁森》《红嫂》；或者是山东作家创作的，如《高山下的花环》《红高粱》等，大部分兼而有之。这些电影从不同层面展现了山东的地域文化、民众精神与时代风貌，具有鲜明的山东地域特色。

《咱们的牛百岁》由上海电影制片厂1983年出品，赵焕章（山东省利津县人）执导，讲述了山东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中，共产党员牛百岁带领懒汉组社员共同脱贫致富的故事，充分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新气象。该片根据袁学强（山东荣成人）的中篇小说《庄稼人的脚步》改编，袁学强所在的城厢公社（成山卫镇）在烟台地区（威海为县级市）率先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电影的拍摄地就在荣成农村。《喜盈门》是上海电影制片厂1981年摄制的家庭伦理剧，电影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北方农民家庭生活，歌颂了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风尚。影片因贴近生活，受到广泛好评。电影同样由赵焕章执导，编剧为辛显令（山东平度人）。1978年10月在潍坊地区文化局组织下，辛显令到农村深入生活获得了创作素材和灵感。这两部电影都是反映了山东农民的新面貌，展示了山东作为农业大省的农村新气象。

《高山下的花环》根据李存葆（山东日照人）的同名小说改编，1984年由谢晋执导，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展现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战士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经受的考验。影片塑造了梁三喜、赵蒙生、靳开来等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引起巨大轰动，曾获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以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等共计八项大奖。拍摄地点为云南边防前线和沂蒙山腹地。《血战台儿庄》是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战争电影，于1986年上映。该片展现了1938年春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杀并取得胜利的宏大场景，这是第一部正面反映二战时期国民党抗战的电影，展示了新时期党正视历史的决心和勇气。这两部战争题材的电影，都获得了轰动效应，一个是在宏大战争中探索人性的微观，一个是重现历史的史诗性巨作，它们体现了新时期对“真理”的严肃求索，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主旋律思想的生动体现。

《焦裕禄》于1990年上映，由峨眉电影制片厂出品，李雪健（山东巨野人）主演。该片讲述了焦裕禄（1922—1964，山东博山人）在兰考工作期间带领全县干部群众治理“三害”、战天斗地的感人事迹。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评价焦裕禄：“焦裕禄同志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永远是亿万人们心中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红嫂》于1997年上映。影片根据刘知侠的同名小说改编，影片讲述了战争年代沂蒙山农妇用乳汁救活了一名解放军战士的故事。刘知侠小说的素材来自沂南县聋哑妇女明德英用乳汁救解放军伤员的真实事例。此后小说相继被改编成京剧《红嫂》、舞剧《沂蒙颂》。这两部电影表现的是山东人具有某种普遍性的品质和情操，展示了山东人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百姓，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和忠义本色。

《红高粱》是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故事片，于1987年上映。影片改编自莫言（山东高密人）的同名小说，是一部表现高密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顽强生命力和充满血性与民族精神的经典之作。1988年该片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电影。影片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进行了深度突破，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增强了中国电影人的自信，打开了中国电影与世界交流和对话的大门，也把山东文化推向了世界。

面对新时代的展望

有学者认为，20世纪山东作家的理想精神经历了从朴素的理想主义，到意识形态化的理想主义，再到具有人文精神的理想主义的发展过程，[2]这同样也是山东电影人经历的思想轨迹。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主旋律电影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期，从创作活力到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从题材类型多样化到鲜明的个性特征，唱响主旋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电影制作的主流。建党百年之际，回顾总结“十七年”山东红色经典电影历程，有助于我们的艺术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向新时代，山东电影要担当新的使命，实现新的跨越，必须坚守理想、重视历史、贴近民众、面向世界。

坚守理想，就是坚守文艺的审美、保持文艺的独立价值，就是坚守齐鲁文化精神、发扬积极进取的理想主义精神，在新时期，这种理想就是“引领时代的风气，做时代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3]重视历史，即充分利用山东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厚重历史资源，继承红色经典电影的优良传统，去伪存真，去芜存菁，使老树发新枝，建立新时期山东电影独树一帜的时代文化品格。贴近民众，即关注普通百姓的生活和命运。在新时代的创作实践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本思想，表达对于民族生存的忧患意识和为民请命的豪侠精神。面向世界，即在这个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电影的发展要与世界同步，深度融入到世界电影的文化大家庭中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我们的文艺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4]山东电影只有不断改革创新，推陈出新，紧跟时代步伐，抓住时代主题，提高文化品位，提高艺术审美，立足本土，放眼世界，走出国门，才能创造出更好更多的电影精品，推动山东文化发展繁荣，把山东建设成为文化强省、电影强省。

注释：[1] 多数学者认为，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精选出了反映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10部长篇小说，包括《平原枪声》《暴风骤雨》《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等，组成“红色经典丛书”，成为后来“红色经典”称谓的起源。[2] 魏建：《20世纪山东作家对齐鲁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再创造》，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3][4]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02版。

（原载于《山东艺术》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