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有感

《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是根据白谦慎1996年在耶鲁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改写修订并出版而成。著者白谦慎，现今任教于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在本书的主要参考文献部分，作者枚举了他研究傅山的八篇文章。可以这样说，著者这几年的论著基本上围绕明末清初的书法风气和书家群体而做的，并在此基础上判断这一特殊时期学术风气的转化情况。著者的议论挑战了康有为的“乘帖学之坏”的碑学思想萌芽之学说，将碑学的萌芽提早了近一个世纪之多。观点新颖独特，论证充实客观。笔者拟从三个方面叙述阅读此书的心得和体会。

一、本书的优点：

首先：好的选题是好论文行程的第一步

要走什么样的道路，首先就要明确自己行程的方向。按照著者在导言中提到的他选择傅山作为论述的目标或者说是切入口的原因是：

一：傅山的生活年代正当碑学思潮开始萌芽的关键时期；

二：傅山本人与17世纪所有和碑学相关的政治、文化事件关系密切；

三：傅山作品中可以找到明末清初书法中的种种尝试，呈现两个历史时期的特征（明末和清初）。

因而，傅山就成为观察中国书法在17世纪嬗变的最佳窗口。

这个选题是很好的，在明末，傅山个人为了救国投入了大量精力，但是大明王朝的崩溃已经无可避免。1640年明朝灭亡时傅山37岁，惨痛的经历使傅山在清代终生不仕成为典型的清初明遗民。傅山又是清初遗民中学者和书家的代表。由于傅山一生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他的书法，所以他作为一个学者的光辉和学术活动被书法成就所掩。历来傅山成为书法艺术从事者研究的对象。但是正如著者提出的，傅山是当时一个名气很大的学者、书家，他的朋友大都是学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如顾炎武、阎若璩等等，所以这种交游圈在学术、书法方面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他本身就代表了一种艺术风气的产生和蔓延，或者说是一种风气的极端化。因此不能局限于傅山本体的研究，而应该以此为基点向外延辐射。研究傅山的文章很多，大都是有关傅山的生平、书学理论和书法成就方面的，鲜有如此精深广泛的论著。也就是说，关于傅山的先行研究都没有把傅山放在一定的高度和基调上去讨论和解决问题，著者做到了由恰当的小问题入手来描述较大的问题。

其次：资料收集

好的论文都是存在共性的，这篇论文在资料的收集与利用上也是可圈可点的。因为论文的写作在本质上来说，就是对于先行研究的搜集整理，在尽量“竭泽而渔”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看法，按照自己的论点有效的叙述先行研究的成果，然后提出自己的创见。即使没有

多少震撼学科性的创新，如果资料的排序比较科学，文章的结构清晰、体例新颖，注释规范和全面，在写作之前的工作量做到位就可以称得上是一篇较好的论文。

以上这些特点在《傅山的世界》一书中均有体现。征引资料广博翔实，很少有冗长的缀引，语言流畅，历史资料绝非简单罗列。著者的论述未必全都是在先行研究上的创新之说，通过文章和最后的主要参考文献可以看出著者博览众书，尤其是条件的允许，得以阅读很多台湾和外文资料，配以科学的角度和富有逻辑性的行文结构，经过大量形象且有代表性的图版润色。写作书法类论文，形象和具体是行文的一个关键和必要环节，是配加图版以做到有的放矢，具体分析。本书作为一本以论述书法为主的著作，他的优点是夹杂了大量的图版来形象的说明审美等艺术方面的问题，既富有阅读性又能具体说明书法中笔法、墨色等等如何。从本书图版的收集可以看出，的确花费了著者很大的功夫。

第三：方法科学、观点独到

文章的结构与著者的宗旨是紧密结合的（见附录）。本书的每一章都是充分描述和议论了傅山生活年代的学术事件、环境和交游圈情况之后，再交代傅山本人的生活、学术以及书法风格和风尚取法问题。从来没有把傅山孤立的放在文章里，而是用周围的各种事件、环境来烘托傅山本人的活动和特点，提升了傅山在历史上的作用，用傅山的个案将当时的学术风气书法风气串连起来，真止凸现了傅山在历史上的地位。

著者在第二章对于名家书法的发展与延续的看法非常科学与客观，可以把他的描述总结为政治移情后的惯性赏析。其实，颜真卿的书法之所以会成为经典，除了他的气节之外，其书法的确有可取之处。在最初被历史选择时，很多政治上的原因是非常关键的，这包括职位、事迹等因素。被历史选择后，人们的重心就会逐渐转向其书法方面，这是被认为是经典的书家书法被历史赏析的一个过程。而以往的学者往往只是看重书法批评中的伦理推阐法，只是在批评方法上下功夫，忽视了解读名家经典书法艺术的动力。

著者在本书中利用的学科是比较丰富的，著者曾多次运用一些晚近的考古学资料。研究历史人物，最好的方法就是边缘学科的较多使用，由于人的一生是丰富的一生，所以学科涉及的广泛是全面研究历史人物的关键。尤其针对是杂家的古人，更要注意这一点。

著者提到了口述历史，他说：“虽然遗民们破碎不全的记忆会通过口述历史和诸如私修史书或笔记之类的文字留存下来……”¹承认口述历史是研究历史事件的重要依据，甚至把口述历史放在私修史书与笔记的前位，可见著者的眼光是比较新颖，跟的上时代的脚步。

本书甚少涉及分类，即使分类也只是说些已经被学界肯定的分类，对于书家创作类型的分类，除此之外不再另行涉及，减少论文中不确定的容易在学界引起争论与批评的因素；汉碑的分类里，著者只是征引古人对于汉碑的简单的分类为一节的收尾，不引述今人的分类。因为对于汉碑的分类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文章中如若涉及汉碑的分类，很可能要成为留在书评者手中的把柄。华人德是当今研究汉代书法史的权威，他在《中国书法史·汉代卷》²中对“汉碑”所进行的分类至今都被批评是不恰当和不准确的分类。

第四：注释完备

本书的注释与其它一般的书籍不同，这种形式与熊秉明先生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³（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年）相同。熊秉明先生毕业于巴黎艺术学院，随后在巴黎第三大学任教。这种形式的注释很科学，正文的左边和右边留出页面四分之一的空间给予注释，空间的广大自然丰富了注释的内容，既方便了读者在阅读可以随时查阅注释（正文注释的符号与注释内容较多的保持同样高度，在生理上非常科学），又可在空白处将先行研究较为翔实的论述出来，文章分支减少而显得条理清晰。同时，本书注释中还会顺带提及某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并把一些文章在注释中提出，以彰显他曾经查阅并关注某一领域的研究。本书注释的特点是这样的：

l、对于先行研究较为完善和全面的人物，著者只将所作研究的文章与著者在注释中提出，文章内不多做论述。

2、对于文章中无法展开的一些问题，著者在注释中提及以备日后研究。

3、对于一些研究的难点，因为与所论内容无关，遂提出而不作赘述。作用有二：一、证明著者也曾认真关注此领域研究，提出自己认为的较为中肯的观点和他认为的难点问题；二、方便读者以此领域的难点入手，有兴趣者可以此作为深入研究的契机。关于傅山的时代，社会文化风俗比比凡是，取其有利于自己论点的先行研究，为自己的论点做出铺垫。

二、我在阅读中的收获

首先：

著者认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和问题涵盖在对于书法的讨论上，他的宗旨就是通过对明末清初的学者、书法家以及傅山的研究，对促成17世纪书法品味转变的诸多因素，作一历史性的分析。需要注意的是“历史性”三字，这里涵盖了著者的写作原则和方法，在研究历史人物的个案时，他没有只是单纯孤立的研究其本人的一切事迹，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在大的历史背景中讨论傅山的事迹艺术与生活，把傅山的每次活动与学说都提升了一个高度，同时把傅山的个人的东西与其同时代的人进行比较，有了比较才能对傅山的学说进行科学而

准确的定位。而且著者总是能将傅山的做法提升为一种风尚的先行而非个人的活动。

其次：

本书在第一章论述印章与出版物相结合，用以证明自家的出版物是正版。何为正版？

一：此时或有伪版，针对伪才来的正之说。

二：不论真伪，将自己的学说或是商品视为正宗。

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抛弃经典，破除迷信与偏执的行为。此种做法与当时动荡的时局有关，当国家的政局稳定时，朝廷政府所实施的经典教化功能是比较强大的，所以在平和稳定的政局下很难存在个性十足的文学与艺术的学说与作品，（如洪武年间的被视为模范的二沈书法）而当时明代内外忧患之时，国家统治岌岌可危，到处是贪官污吏，政府的教化功能衰退，直接导致了市民多元文化的繁荣，经典文化与艺术表现形式受到在当时哲学学说的影响下的艺术形式的挑战。因此个性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占据了市场，反而成为最能够被接受的形式。

第三：

在阅读本书的时候，篆刻在文艺发展史上由技术至艺术的转变，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情。著者在第一章花费了一定的笔墨去论述篆刻艺术。在当时，难以辨认的印章的出现，表明篆刻已经部分脱离实用的范畴（需要注意的是篆刻从未完全脱离实用，现今情况亦然）。篆刻是一门特殊的艺术门类，篆刻因书法而显，这种显使得篆刻涵盖了艺术的成分；同时，篆刻因文字而用，归根结底，篆刻出的印章还是要使用的，所以像符号而不像文字的篆刻作品只会在某一个特殊而短暂的历史时期出现和繁荣，一旦尘埃落定，这些作品和其表现形式势必会被历史淘汰，剩下的就是游走在艺术和实用夹缝中的艺术表现形式。以现今的篆刻艺术来看，广义的篆刻已经包含两个方面的形式，即狭义篆刻与刻字。狭义的篆刻还是依然以刻篆人物的名字、字号或是斋馆号等等内容为主的艺术形式，用途基本上不出签名之途（书

家书作盖名）字体大多采用篆书或是隶书，尤以隶书居多。刻字的内容和形式就相对非常广泛了。但是现在篆刻印章的边款的形式比较繁多，甚至可以用刻刀在方寸的边款上创作一幅书法或者是绘画作品，表现形式非常灵活多样，只要你的技术允许，随你表现。

我在本书中得到了收获，我认为篆刻与书法的影响是相互的，只是时间断位上持续的比较长。不仅仅是篆刻对于书法创作审美的影响，同时也对于帖学书法和碑学书法互相转化的至为关键的一个环节。首先：篆隶古体的复兴。由于篆刻技艺的材质限制和属性规定，所以在印章上刻制行书或是草书是不现实的，加之行草书识读的不方便，所以篆刻所涉及的内容皆是属于正体字范畴的文字。而篆隶两体由于距今久远，在审美上，轻易就可以达到神秘、高古的效果，所以篆隶两体被明清篆刻家广为利用。因此，在篆刻热潮中，直接带动了篆隶书体的发展和复兴，这种复兴是以识读为基础，进而发展为学者们带有学识卖弄性质的学习和钻研热潮。其次：我联想到碑学在清代的发展和大面积流行，（这种流行有必要解释一下，即使在朝野书家中再流行，在官方文字和书法的应用上，帖派还是正统。原因很多，不外是皇帝的喜爱、科举考试的应用等等原因）与明末篆刻被吸纳为艺术中的一员，这是一个过程的相互重复。由于篆刻的兴起，人们在篆刻创作时，喜欢用刻刀去模仿书法的的效果，而清代碑派书法则是用毛笔去模仿碑刻的刀凿痕迹（如金农的漆书，尹秉授的隶书等）这是一个事物发展的轮回情况，我想在日后讨论碑派书法的萌芽时，应该关注这样一种轮回的惯性。

三、本书的一些不足：

首先：论点上：

1、著者虽然基本做到了柯文所说的“中国史境”，按照中国历史的自身故事主线来描述历史人物的心态，但是仍然在论述有些问题时带有西方的眼光，即运用西方美学和心态的论述去看待中国文人的事迹。分析一个中国古代的历史人物，单纯利用西方心理学和西方美学

是不够理性与客观的。中外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甚至是基本的思维逻辑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在我们文字的萌芽和发展期就已经奠定了基调。现今的书法界也正在拨乱反正，已经较少在论述中国书家时满篇西方美学和心理学语句与意境。在文中，著者如果能在中国历史文献里找到有关当时学者文人的心理的客观描述，即使不废弃他原先的西学引论，两个议论互相参照，或许比单纯用一个西方的“名利场逻辑”描述中国学者文人的心理会更加让人信服。

2、著者在第一章着重论述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尚奇风气。尚奇就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寻求同时代文人的雅客的关注。一方面是对于先贤经典作品的厌烦，希望寻求新的出路以证实自己在历史进程中的存在，转而证实整个朝代的存在。跳过元代的复古，寻求刺激与自我。

著者没有论述刻帖发展至明代出现的问题。我想这里应该涉及一个刻帖呆板、笔划滑腻而导致的书家转向更有韵味和自然古朴气息的碑刻的审美转化。历代刻帖发展至明代，是质量比较差的时期，与版本学中明代的书籍版本较差的道理差不多。所以在讨论帖学与碑学的过程

里，刻帖的版本质量和刻印传播情况是不容忽视的。

3、著者把书法看得有些过分被动，他在第三章用一节“学术思潮对书法的影响”，着重论述了书法艺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中所受到的影响，把书法说得过于依赖，过于逆来顺受，忽视了书法艺术给予社会所带来得影响。在一个特定环境里存在得事物，必然会受到社会大背景的影响，然而力量是相互的，社会风俗势必也会受到书法的影响。正如秦国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以秦文字统一为国家唯一文字，在文字统一和通行的过程中，秦文字也发生了改变，在古文字字体演进过程的研究中，齐国尤其是楚国文字对于秦文字的影响和改变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也就是说，两者是相互作用的直至最终融合成秦篆。虽然互相影响的比重有所差距，但是这种影响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例如张金梁先生的《明代书法对社会的影响》一文就很好的讨论了这一关系的另一个方向。

4、著者第二章较多涉及的是傅山的政治、艺术环境，把傅山的艺术作品放在整个明末清初大的历史环境中探讨。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著者把明末朝廷政府的情况描述的不够充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秩序规范性较强的国家，道德教化对于国民约束是强大的。皇帝的喜好、朝廷的号召，向来是学者文人积极投身并身体力行的。中国社会长久以来的规范，即文人们与政府的“学”与“仕”的互动。为什么到了晚明时期，这种互动会逐渐丧失活力？文人们为何只是热衷于从事自我性的艺术活动而不参与进行这一互动中来？我认为文章交代的不够清楚。

5、还有一点就是，有些涉及全国性的例子，著者只是举出了市民阶层的活动而非上层建筑的活动，虽然著者解释为晚明社会朝野之间的互动频繁，著者说：“在晚明，上层菁英和通俗文化之间的互动十分活跃，两者之间的界限有时相当模糊。”⁴。这种交代也很模糊，他也说是有时，那什么时候模糊？什么时候清晰？著者都没有涉及到。我认为即使再为频繁的程度也不能忽视朝野之间生活、文化方式的不同。应当举出两个阶层的例子，分别加以对待。在个性上寻找共性，如此以来才能较为全面和客观的观察整个社会的文化风气。如若将江南的吴门书派提及简介一下，顺带就突出了从明代中晚期即开始的朝野书家的频繁交往，论点就不会显得那么单薄了。其实，当我最初读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马上联想到市民阶层与文化菁英的娱乐方式的不同。当然著者在四个段落之后提到了他的理由，我仍然觉得不够充分，而且在结构安排上也有失妥当。如若在简介了万历之后科举舞弊案的发生使得众多士子无心科举、朝野书家的互相影响程度加深，那么就会赋予这个市民阶层的例子更多的涵盖整个社会层面的性质。当年郭沫若依据当时新出士的王兴之王闽之墓碑文字而引发的兰亭论辩，他忽视了市民阶层与文化菁英之间文化的滞后性，在字体和书体上其实是存在一个合理的滞后期的。况且写碑、刻碑在魏晋不是文化菁英从事的活动，碑刻书法与尺牍书法的书体书风不同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即使晚明朝野书家文人来往密切，但是我们仍然要考虑到这种辐射的有限度。

总结以上的叙述，本书在这个部分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

（1）对于明代中晚期的社会政治情况和朝廷审美取向的叙述不充分。

（2）即使存在于江南地区的吴门书派，但是对于社会文化下移以及朝野书家的互动毕竟具有先驱意义。既然著者本着追根溯源的精神，那么对于吴门书派的叙述就不应该忽略。

6、《左锦》与《祭侄文稿》的风格并不相似⁵。著者认为相似。其中的笔法有些相似的地方，例如门框的写法。但是整体的风格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左》的行笔是比较流畅的，墨色整体较浓重；《祭》的行笔晦涩，风格古穆，穆就是不流畅，墨色不够厚重。两者的游丝情况明显不同。著者所说的标准是不够准确的。著者所认为的笔划遒劲和涨墨不是评判书家风格相似的绝对标准。

7、著者在第三章着重讨论了傅山所处的山西文化圈之间学者文人之间的交游情况，虽然他在“南方的回应”里也谈到了南方的学术与文艺，然而比重过于悬殊。即使当时交通不发达，南北方的学术圈的交流还是不容忽视的课题。应该把当时重要的几个学术圈如：江南

学术圈、岭南学术圈等较为全面的介绍一下，如此之后才能站在一个全面的高度上估计山西学术圈在当时的地位和社会作用。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本书54p—57p的内容和他另一篇文章《从八大山人临“兰亭序”论明末清初书法中的临书观念》（载《兰亭论集》2000年）的论述基本上是一致。大家可以看一下复印材料，文章不同，但是段落内容惊人相似，著者在这五年间所做的文章那么相似，似乎这也是一个不足吧。

综上所述，这是一本很好的研究人物，尤其是书法人物的著作，此书被评为“迄今为止研究单个艺术家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作者在文章的修辞用语上非常讲究，注重文化感觉，古语用得很多。以上皆有感而发，提出不足之时吾尚惴惴不安，皆因未能高于本书著者，自知并非曾认真研习傅山个案或对明末清初之书法风气转变颇有造诣之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