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曲艺发展的历史影响与当代意义

作者:徐华云 来源: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2022-06-06 14:37:50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二战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最有体系色彩且影响最大的文论之一,文章针对当时中国革命文艺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文艺从属于政治”等政策主张,对当时及以后的文艺工作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其中当然包括与人民群众关系最为密切、最接地气儿的曲艺艺术。在纪念《讲话》发表80周年之际,回顾80年来《讲话》对曲艺发展的历史影响,重温《讲话》丰富的精神内涵,“回首望来路,抬头看前程”,有助于曲艺工作者更好地坚守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一根本宗旨,规避发展中出现的种种不良倾向,有利于新时代曲艺的科学健康发展。

曲艺地位大幅提升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有语言而无文字,甚至几乎不需要文字的社会。中国古代老百姓识字的很少,真正对他们世界观起架构作用的不是学校,而是包括曲艺、戏曲、民谣等在内的民间俗文学,那些游走于田间地头、大街小巷的民间艺人往往扮演着“教育者”的角色。尽管曲艺在社会风俗教化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但受古代崇雅黜俗、崇礼贱艺观念影响,曲艺长期以来处于遭歧视的卑微境地,被视为君子不为的“贱业”。曲艺艺人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终日颠沛流离,收入朝不保夕,动辄遭受欺凌,生命财产安全毫无保障。正如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在《翻身记》里所唱的:“我说书把舌头磨成锤尖尖,指头磨成了光片片,每天累得喉咙疼,还是半饥半饱度营生,风天跑,雪地奔,赚的钱都被官府勒索清,每月捐税三元整,欠了捐税了不成。”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看戏听曲是老百姓最为流行的娱乐消遣方式,包括曲艺在内的大众文艺在当时有着强大的群众基础,新文艺在短时间内无法占领旧文艺的阵地。面对迫切的政治宣传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十分重视包括曲艺在内的大众文艺在革命宣传中的作用。瞿秋白曾说:“现在,革命的大众文艺大半还需要运用旧式的大众文艺的形式(说书、演义、小唱、故事等)来表现革命的内容,表现阶级的意识。”1940年1月召开的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也达成了“大量利用一切有用的形式进行艺术创作,努力使艺术走向大众,反映现实,更广泛地深入地进行抗战教育和普及教育”的共识。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党原有的文艺政策一脉相承,再次强调了大众化的文艺政策,指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作品要想让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广大工农兵喜欢,吸收民间文艺的形式是最好的途径。《讲话》指出,文艺专家要与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密切联系,帮助他们,指导他们,向他们学习。

在《讲话》精神引领下,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曲艺开始受到革命文艺工作者的重视,寻找活跃在乡村的“地方人才”,成为延安新文艺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水平高超的民间艺人在解放区受到了相当高规格的礼遇,诗人柯仲平回忆说:“为收李卜像请诸葛亮一样。我们把群众送来的羊杀了,摆宴请他吃,对他简直好的不得了,尊之为师。请李卜来,如同军队得了大将,我们的热情把他烧焦了。”过去被视为“下九流”的“说书唱曲”行当一下子变成了令人崇敬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共产党的知遇之恩让旧艺人倍感荣幸。

同时,由于旧社会民间艺人社会地位低下,迫于生计四处奔泊,“大都沾染了烟酒嫖赌的恶习”,加上他们平时表演的内容多为宣扬封建迷信帝王将相的陈腐旧事,思想难免腐朽落后。为此各解放区举办艺人训练班,改造他们的思想,改变他们的不良习惯,引导他们为革命宣传发挥智慧和才能。在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指导、帮助和影响下,曲艺艺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逐渐意识到自己也是社会的主人,不管哪一行业都有着平等的社会地位,都能为革命发挥自身的长处。

革命胜利后,古老的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百年来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曲艺,成为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一部分,原来自生自灭的曲艺发展开始有了组织依托。旧时因“日吃千家饭,夜宿古庙堂”而被称作“叫花子”的卖艺行乞艺人成了光荣的人民文艺工作者,有的曲艺艺人还受邀参加全国文代会、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等重要政治活动,曲艺艺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升。翻身做主的自豪感和愉悦感极大调动了曲艺艺人的积极性,使曲艺事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曲艺新作大量涌现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物”“文艺从属于政治,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等观点,奠定了党文艺政策的理论基础,对曲艺创作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曲艺是产生于民间的艺术形式,旧时曲艺的说唱者和爱好者多数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他们的思想情感、愿望需求、趣味爱好和价值观决定着曲艺创作与表演的倾向,可以说,曲艺艺术本质上是劳动人民的艺术,从一开始便具有很强的人民性。曲艺作品往往反映出民主主义、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的战斗精神,反映劳苦大众的呼声。受儒家“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曲艺艺人在娱乐百姓之余,也极注重曲艺的教化功能。曲艺艺人“说书唱戏劝人方”“无书不益人”“一世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唱字两个曰,曰古曰今,用口来醒世”等艺谚,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但由于曲艺艺术是产生并兴盛于封建社会的一门艺术,几百年的迁衍和积累使得曲艺作品多为反映封建社会帝王将相、忠孝节义的内容。随着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解体、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风云际会,以及内乱外侮的水深火热,曾经代代相传的保留书目,已不能回应人民对新鲜思想和国家时事的热切关注,与广大群众之间有了隔阂。在此背景下,曲艺听众和曲艺艺人都有了创编新曲目的需求,一些有创作能力的曲艺艺人开始创作一些宣扬抗战爱国内容的新曲目。

《讲话》进一步明确了曲艺的发展方向。在这之后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旧艺人和旧曲目改造运动。曲艺艺术充分发挥短、平、快的艺术特点,配合反“扫荡”、大反攻、双减反霸、土地改革、参军支前、生产救灾、妇女解放等各个时期的现实任务,创作并演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曲艺作品,比如《刘巧团圆》《翻身记》《打倒小东洋》《说唱朱富胜翻身》《新编杨桂香鼓词》《大战岱崮山》《三子参军》等。曲艺运用自身特有的艺术技巧,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投出了锋利的匕首,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取到了很好的革命宣传效果。

当时鲁中南根据地的杨星华就特别擅长用山东快书技巧进行革命宣传,表演方法也有很高造诣。他讽刺国民党货币贬值的小段儿“万儿八千算个球,一二十万买条牛,下辈孩子别种地啦,学会印票不发愁”,既幽默搞笑,又富有讽刺意味,可以说是当时万千优秀曲艺作品的一个缩影。

曲艺遗产得到挖掘抢救

《讲话》指出,“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1951年5月,《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进一步明确:“中国曲艺形式,如大鼓、说书等,简单而富于表现力,极便于迅速反映现实,应当予以重视。除应大量创作曲艺新词外,对许多人民所熟悉的历史故事与优美的民间传统的唱本,亦应加以改造利用。”大量优秀的曲艺遗产由此受到重视,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挖掘抢救。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山东省艺术研究院的前身山东省戏曲研究室就着手挖掘整理曲艺遗产,抢救保护了包括山东快书、山东琴书、山东大鼓、山东渔鼓、山东落子、山东八角鼓、山东四平调、东路大鼓、胶东大鼓、莺歌柳书等主要曲种的段儿书10073段,实口中篇书134部,共约2000余万字,以及大量的文字和图片史料,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曲艺资料库。

曲艺艺术生于民间,旧时多数曲艺艺人没有文化,几百年来曲艺作品都是经由曲艺艺人“口口相传”的方式代代流传。加上正统文人对这门草根艺术的轻视,中国古代的经史典籍对曲艺艺术着墨甚少。民间流传的曲艺唱本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状态,流传下来的很少,这对曲艺的研究和散播造成了很大困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在撰写《中国俗文学史》时,就受困于“材料的不易得到,……对于流行于今日的单刊小册的小唱本、小剧本等等,也曾费了很多的力量去访集……壮年精力,半殚于此。但究竟还未能臻于丰富之境,不过得十一于千百而已。”山东以及全国各地曲艺资料的挖掘,为传统曲目的改编创作提供了海量素材,为曲艺集成志书、曲艺通史、曲艺概论等研究成果的编纂以及曲艺学科的独立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新世纪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做好了铺垫。曲艺遗产挖掘抢救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

《讲话》对曲艺发展的当代意义

80年来沧桑巨变,80年的实践经验充分表明,《讲话》是党文化自觉和自信的智慧结晶,始终闪耀着伟大的真理光芒。其中关于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人民”等基本问题的论述,对今天的曲艺事业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也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

曲艺作为一门植根乡野的艺术,与人民大众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然而,在历史上有着广泛群众基础,数量曾达400多种之巨的曲艺艺术,如今却除了相声、快书、评书、琴书等少数曲种生存状态良好外,其他多数曲种均已处于濒危状态。其中原因,除了文化生态环境的改变以及电影、电视、网络等流行娱乐形式的冲击因素外,当今的曲艺与一般观众的审美趣味越来越疏离恐怕才是最主要的原因。而造成这一现象的背后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曲艺理论家汪景寿先生说:“说唱艺术发端于乡土,生命力来自乡土,未来前途系于乡土。”当前,多数曲种已被纳入各级非遗保护名录,为曲艺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保障,但曲艺最根本的生命力在于民间。当下曲艺非遗保护的重点不是简单的财政资助,也不是越俎代庖式的创作与传承,而是通过有效的机制来修固曲艺与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让曲艺真正的“活”在民间,“活”在老百姓心里。

关于文艺“如何为人民”的问题,《讲话》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步伐,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曲艺要想与当代观众“不隔语、不隔音、不隔心”,就应该到生活中去观察、体验、分析,用百姓听得懂的艺术语言讲百姓的身边事,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当代观众的审美期待,正所谓“谁的见识多,谁的嘴会说;要想嘴会说,多唠庄稼嗑。”除了从火热的生活中萃取题材外,曲艺工作者还应多从传统经典曲目遗产中淘沙取金。经典曲目是在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存留下来的精华,是前辈艺人在一次次的演出实践中一点一滴慢慢累积,脚踏实地摸索出来的,凝聚着前辈艺人的心血和智慧,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和艺术造诣,有些只要稍加改进即可直接登台演出。如此宝贵的遗产资源,我们应该充分运用,不能让它们在资料室里沉睡。

《讲话》指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当前,曲艺演员的艺术水准总体出现了大幅下滑,放眼全国,演出技艺令人拍手叫绝的没有多少,而且这些人中多数还都年事已高。同样是《姜子牙卖面》,刘士福的表演可以博得满堂彩,有些年轻人演出时现场观众反响却平平无奇,这其中的差别就在于艺术功力。我们的曲艺演员还是要多下苦功,多上台磨炼,使自己的艺术水准不断精进,争取掌握自己曲种的核心技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讲话》发表80年来,曲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曲艺创作和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近期,在中国曲协的指导和推动下,曲艺艺术已经进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进入《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指日可待。相信随着越来越多优秀人才的加入,曲艺事业一定能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开创新局面,展现新作为。

(作者系山东省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山东省签约艺术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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