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艺术报》 2015-02-15 14:59:52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自有《诗经》以来，中国人数千年写诗、作诗、用诗代代不绝，不仅在诗史上有汉乐府、唐诗、宋词几个文学高峰，而且早在孔子辑诗时就论及诗的功用包括了“诗可以兴、观、群、怨”，以及“不学诗无以言”，那时的诗的确是可以用于各种内政外交的。此后几千年，从文人士大夫到贩夫走卒，人人都会写诗、用诗、论诗几乎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独特景观。所以，作为文化人能看见祖国的诗歌传统在各个领域得到运用、传承甚至是兴盛，无论如何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但是这件事似乎让人高兴不起来。新近有新闻报道说2月6日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两会上，该区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是一次“诗报告”，全篇6000余言，全用的是“五言诗”。新闻报道中还附录了该“诗报告”的原作诗文。这的确是一件新鲜事，恐怕也只有在中国这样的一个诗的国度才会有如此新颖奇葩的“诗报告”。
新闻报道称，会议同意并批准了这个“诗报告”，会议认为，盐湖区人大常委会报告内容别开生面，语言喜闻乐见，讲的是盐湖区的事，说的是老百姓的话，导引的是好作风，传播的是正能量。通篇报告文风朴实、言之有物，承载着盐湖区人大代表履职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
仔细拜读了这篇“诗报告”，在惊奇这个“诗报告”形式上的大胆、创新、出奇外，也产生若干不同的想法。
众所周知，我们虽然是一个古老的诗国，但中国诗歌，特别是汉语诗歌，一直缺少“史诗”传统，也包括汉语诗歌体裁上叙事诗的不发达（各少数民族诗歌情况则大不相同）。尽管我们也有杜甫那样的诗史般的创作，也有民间叙事诗和白居易等的通俗叙事诗，但叙事、记史、说理的功能主要是由史记、史传、政论这样一些叙述文体来承担。在文学作品中，《红楼梦》《西游记》等古典名著也有大量的诗歌穿插其间，形成中国小说的独特样式，但诗歌在其中基本不承担叙事功能。这种文体分工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即使在西方，史诗传统也只是盛行于特定的时代。所以马克思说，荷马史诗是后世高不可及的范本，文人作家的仿史诗是一种滑稽性的写作。诗歌长于抒情拙于叙事在文学史上是不言而喻的。
在文学以外的社会生活中，诗歌在文体上的长处和短板更是一目了然的。所以，从古至今，即使是我们全民性喜诗的国度，在各种应用文体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其他体裁，上至朝政文牍，下至百姓文字，什么碑、谏、铭、箴、颂、论、奏、说、檄、移、记等不一而足。文体的分工是文学的进步，也是社会进步使然，是文明成熟的重要标志。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有想象、浪漫、比喻、幻想、修辞，实用和应用文体可以借用文学方法、技术、语言以增强其可读性、生动性、准确性，但不能与文学作品混为一谈，也是不争的事实。文学的借用和文体的混用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借用是为了提高，混用则是一种退步。这就是“诗报告”所犯的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诗报告”大量采用“文学”的方法，用高度“简洁”、“浓缩”的语言叙述一年来纷繁、庞杂的工作，只能导致东鳞西爪、只言片语；“诗报告”大量运用排比、对仗、形容来描述各种概念、思想、理论，也只能是语焉不详、不得要领，比如“路线教育年，机关总动员。灵魂闹革命，思想大转变”。且不说这近于老套语言，而且根本不能描述这次教育对受教育者到底产生了什么触动，思想上在哪些问题上有了认识和提高；“诗报告”为了押韵、对称，往往不得不以文害义，而且经常会出现古怪字句，如“业务和法规，以需来排安”，安排变成了排安，这不仅没有增添报告的文学性艺术性，反而露出了损害文字规范和优美的硬伤。一个重要的情形是，这篇“诗报告”因为是诗体，而且专门为此增添了很多“诗情”，于是让通篇看来都有“颂歌”的意味。诗的颂扬一般都适于旁观与他者的视角，自说自话而成自颂，不是一种让代表审议、人民评议的态度，这就完全会事与愿违了。事实上，这样的“诗报告”由于缺乏准确、细致、具体的叙述乃至数字，又怎样让代表们评价评议呢？这就损害了人民代表评议工作报告的权利，这岂不是成了一次名副其实的形式主义和矫情的作秀吗？
所以，这种“诗报告”的试验是不值得提倡和肯定的，这种文体试验是不成功的。
